第240节（2 / 4）
“朝廷派了人，到我们这里传旨。但这个旨意，我们不需要。”徐瑨言简意赅：“老梁你辛苦下，走一趟，让他死在海里。”
这是小事。梁居实把文书叠起来，塞进袖子里，有些忧虑地低声问道：“适才李将军说……”
上首处郭宁忍着笑，连声道：“老梁你莫管他的胡扯，且去办事，去了你就明白。此事重大，办完以后，莫要声张，我专门谢你。”
梁居实凛然应了，转身便走。
李霆眺望着他的背影，怅然长叹一声。
“李节度？李节度？”好几人在李霆身后叫唤：“白日梦做够了，就醒醒罢！”
李霆悻悻转身，嘴里继续嘟囔。
这会儿梁居实走得远了，他便没有顾忌，原来反复骂的，是“狗皇帝”三个字。
骂了一阵，他犹不解气，眼看着便涨红了脸，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：“慧锋大师不行么？老汪不行么？非得挑着我封官许愿？这厮，凭什么就当我是傻的？”
接着又是连串粗鄙之语，引得众人哄笑。
第三百八十七章 场合（下）
定海军的核心人员们，大抵都没把朝廷放在眼里。初时，这种情绪只在极私下的场合显露，但随着己方的势力日渐强盛，将士们的情绪表露也就愈来愈直白。
对此，郭宁既不鼓励，也不阻止。
不鼓励，是因为定海军尚需低调，眼下还没到扯旗的时机；不阻止，则是因为这种情绪本身，确实是定海军的军心所在，迟早有需要其勃发的时候。
但对皇帝本人，郭宁倒并不鄙视。
完颜珣能在中都事变的乱局中安安稳稳坐到皇帝的位置上，本身并非庸人。
他对朝局的控制，对文武百官的监查和猜忌，并非出于性格或才能上的弱点，而是缘于局势所迫。而他在当上皇帝以后的所作所为，也不是一无是处。
郭宁曾与移剌楚材讨论过。大金国这几年的政局变化，其实和军事上的变化有着紧密关联。
早年大金与蒙古厮杀，尚处上风的时候，每隔数年调集界壕沿线各统军司的精锐，由宰执重将统领，向北剿杀、极于穷荒。
后来蒙古人渐渐形成统一政权，金军的北进剿杀就越来越难，需要动用的兵力规模越来越大。但朝廷的整体思路，仍然是集结全国的劲兵猛将，在界壕以北的草原上决战破敌。
这个思路撞上了统一以后强悍异常的蒙古军队，结果在野狐岭和密谷口两次大会战中，造成了数万数十万人规模的溃败，金国的野战精锐被一扫而空，中原、河北各地的人力资源损失惨重。
此后金国和蒙古攻守易势，金国的朝廷中枢便不再有能力组织先前那种大规模的军队。在贞祐元年的战事中，朝廷的军事权力，更处于不断滑落到基层的过程。
一向以来，大金各地的总管府、节度使府兼领军政事务，但这批总管和节度使们，有相当数量死在了此前野狐岭和密谷口的惨败中。而作为辅弼的转运司、提刑司等机构，也随着蒙古人的入侵，被打得稀碎。
所以从大安三年开始，大金地方军政人选的任命，就陷入了失控状态。
中枢几乎不能及时填补地方的官员空缺，而纵使遣出人手填补了空缺，这些官员又不得不自行其是，与中枢形同隔绝。
比如说，按照制度，地方军将发兵三百人以上或征兵，都需要尚书省奏请虎符，近侍局交付虎符，尚书省再备录圣旨，然后专使携符信驰送至彼。但实际上当着蒙古人铁骑纵横，谁有时间候着朝廷旨意？
无论是面对蒙古人的最前线还是后方，各处镇守军将和地方豪杰，全都在自家签军、自家征粮、自家打仗，自家修建堡垒，卫护乡里。
这种情况下，朝廷中枢和皇帝本人，在决断军政大事的时候，就处于一种极度茫然和失控的状况。
皇帝的视野只能及于中都城墙之内，出了城墙，一切全都是混沌和未知。
听说哪里打输了？怎么输的？输成什么样了？不知道。 ↑返回顶部↑
这是小事。梁居实把文书叠起来，塞进袖子里，有些忧虑地低声问道：“适才李将军说……”
上首处郭宁忍着笑，连声道：“老梁你莫管他的胡扯，且去办事，去了你就明白。此事重大，办完以后，莫要声张，我专门谢你。”
梁居实凛然应了，转身便走。
李霆眺望着他的背影，怅然长叹一声。
“李节度？李节度？”好几人在李霆身后叫唤：“白日梦做够了，就醒醒罢！”
李霆悻悻转身，嘴里继续嘟囔。
这会儿梁居实走得远了，他便没有顾忌，原来反复骂的，是“狗皇帝”三个字。
骂了一阵，他犹不解气，眼看着便涨红了脸，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：“慧锋大师不行么？老汪不行么？非得挑着我封官许愿？这厮，凭什么就当我是傻的？”
接着又是连串粗鄙之语，引得众人哄笑。
第三百八十七章 场合（下）
定海军的核心人员们，大抵都没把朝廷放在眼里。初时，这种情绪只在极私下的场合显露，但随着己方的势力日渐强盛，将士们的情绪表露也就愈来愈直白。
对此，郭宁既不鼓励，也不阻止。
不鼓励，是因为定海军尚需低调，眼下还没到扯旗的时机；不阻止，则是因为这种情绪本身，确实是定海军的军心所在，迟早有需要其勃发的时候。
但对皇帝本人，郭宁倒并不鄙视。
完颜珣能在中都事变的乱局中安安稳稳坐到皇帝的位置上，本身并非庸人。
他对朝局的控制，对文武百官的监查和猜忌，并非出于性格或才能上的弱点，而是缘于局势所迫。而他在当上皇帝以后的所作所为，也不是一无是处。
郭宁曾与移剌楚材讨论过。大金国这几年的政局变化，其实和军事上的变化有着紧密关联。
早年大金与蒙古厮杀，尚处上风的时候，每隔数年调集界壕沿线各统军司的精锐，由宰执重将统领，向北剿杀、极于穷荒。
后来蒙古人渐渐形成统一政权，金军的北进剿杀就越来越难，需要动用的兵力规模越来越大。但朝廷的整体思路，仍然是集结全国的劲兵猛将，在界壕以北的草原上决战破敌。
这个思路撞上了统一以后强悍异常的蒙古军队，结果在野狐岭和密谷口两次大会战中，造成了数万数十万人规模的溃败，金国的野战精锐被一扫而空，中原、河北各地的人力资源损失惨重。
此后金国和蒙古攻守易势，金国的朝廷中枢便不再有能力组织先前那种大规模的军队。在贞祐元年的战事中，朝廷的军事权力，更处于不断滑落到基层的过程。
一向以来，大金各地的总管府、节度使府兼领军政事务，但这批总管和节度使们，有相当数量死在了此前野狐岭和密谷口的惨败中。而作为辅弼的转运司、提刑司等机构，也随着蒙古人的入侵，被打得稀碎。
所以从大安三年开始，大金地方军政人选的任命，就陷入了失控状态。
中枢几乎不能及时填补地方的官员空缺，而纵使遣出人手填补了空缺，这些官员又不得不自行其是，与中枢形同隔绝。
比如说，按照制度，地方军将发兵三百人以上或征兵，都需要尚书省奏请虎符，近侍局交付虎符，尚书省再备录圣旨，然后专使携符信驰送至彼。但实际上当着蒙古人铁骑纵横，谁有时间候着朝廷旨意？
无论是面对蒙古人的最前线还是后方，各处镇守军将和地方豪杰，全都在自家签军、自家征粮、自家打仗，自家修建堡垒，卫护乡里。
这种情况下，朝廷中枢和皇帝本人，在决断军政大事的时候，就处于一种极度茫然和失控的状况。
皇帝的视野只能及于中都城墙之内，出了城墙，一切全都是混沌和未知。
听说哪里打输了？怎么输的？输成什么样了？不知道。 ↑返回顶部↑